杨俊宴：郭先生，关于您从事城市设计的经历，能否请您讲一下1980年代被派往MIT学习城市设计的经过？ 

郭恩章：1980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关键的十年，百废待兴，百家争鸣，城市建设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1980年代初期，周干峙先生和吴良镛先生先后发表了两个重要的讲话①。这两个有关城市设计的呼吁引起了主管单位和领导的重视。到了1985年，为适应咱们国家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建设部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签订了一个叫做“MIT-中国城市设计培训项目计划”的协议，具体是由中国派出4～6名建筑师组成的访问学者小组到MIT进修城市设计一学年，回国后作为向中国高校学生及在职专业人员传授城市设计的核心，目的在于提高中国城市设计教学和工程实践的水平。

MIT是世界著名高校，常春藤名校，建立于1865年，也是全美高校教学改革运动的先驱。那个年代，全美有很多大学掀起了教学改革活动，要求增加选课内容，扩大学生知识面，有2/3的大学在改革，例如重视外语、数学、写作、非西方文化课、科学等课程，这方面MIT走在前面。美国现代城市设计教育主要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到1960年代后期，已有20多所高校设置了城市设计、环境设计课程，各个院校在课程设置和内容上差异很大，有的偏于求理，有的重在务实。在MIT是由凯文·林奇教授所创建的环境设计研究中心来承担城市设计人才培养的，重点在于提高城市环境质量，许多攻读建筑学和城市研究与规划双重学位的研究生都到他那儿学习。MIT理工学科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一直在美国居领先地位，非常强调科学、技术与艺术，以及与社会学方面的综合训练，包括与相关其他学系的相互交叉，同时也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环境设计研究中心在清华大学安排过城市设计实习，林奇教授本人还曾打算到北京访问清华大学，进行合作，可惜未能如愿，1984年他去世了，我们也没能见到这位传奇人物。

协议签订后，建设部设计局和教育局把这个任务下达给了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据了解当时还有其他一些进修任务，如高层建筑设计等，委托给了其他高校。我们这项任务最后经哈建工院系领导研究后，落在了民用建筑设计教研室的四位老师身上，由我担任组长，还有三位年轻教师：金广君、刘德明和李绍刚。实际出国时还有原宁夏自治区设计院的林京总建筑师与我们同行，他也参与了小组在MIT的全部活动。

项目计划由MIT建筑系环境设计研究中心负责组织，朱利安·贝纳特教授负责领导和安排，他为进修小组制订了详细的为期一年的计划，包括进修课程、实际工程访问、课堂讨论、设计实践等等，最后留出3个月的时间到美国和加拿大的20余个城市参观考察。

1986年4月，项目计划正式启动，9月，我们五人出发前往美国，开始了一年的进修学习。

杨俊宴：您在MIT访学过程中有哪些值得一提的经历和特别见闻？

郭恩章：MIT为我们提供了访学研究室，系里为研究生开出的各门必修课、选修课都同时对我们开放，每周末都举办一次当地学术及城市设计界的专家来讲学和与之座谈的活动，为了使理论更好地联系实际，还提供了城市设计工程剪报复印集，方便我们联系实际掌握设计理论。我们所选的课程主要有“城市设计及发展导论”“城市形式原理”“城市设计实践”“城市设计概论”“城市设计实施策略”“未来城市”等。

回想起来，MIT环境设计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有三大特色：一是关心城市的物质形态与功能，研究高质量城市环境构成要素以及如何为使用者提供所需的空间与社会环境；二是师生合作共同完成必要的科研和学习任务，贯彻教学、科研与工程实践相结合；三是突出研究重点，要求掌握环境设计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是计划的重点，为每个人提供各种调查和研究的机会，并与所设课程结合。

与上面这些课堂学习比较起来，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参观学习。出于职业习惯，我本人平时就很爱阅读城市，有的街道、广场甚至百看不厌，对公共空间情有独钟。在MIT学习的最后一个多月，我们集中到美国各地参观考察，空中航线就超过21000km，考察了波士顿、华盛顿、匹兹堡、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休斯顿、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洛杉矶等十多座城市，主要是访学他们的城市公共空间环境建设等。因为出国补贴资金有限，我们是能省就省，平日里省吃俭用，合住合餐，轮流值班采购做饭，星期日下午到农产品市场买甩货，省下来的钱多考察、多购书、多收集资料。为了多走一些城市，我们也是选购廉价票，住青年旅舍，度过了进修学习最充实、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其中，波士顿让我感受颇深。美国的历史才200多年，而波士顿是建立近400年的美国的“历史名城”，其各个年代的历史建筑风貌，查尔斯河两岸的风光，公共花园的生态环境，遍布全城的步行通道，新英格兰地区的风土人情，各类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剧院等文化设施等，令我印象深刻。另外，还有像旧金山的盘旋街道、渔人码头、吉拉德利广场；芝加哥的滨河绿地和天际线；明尼阿波利斯的步行系统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仅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收获太大了。这段经历也影响到了后来的研究方向，我们回来后陆续发表的一些文章，多数都是有关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

杨俊宴：可否请您从个人的角度谈谈中国城市设计的起源，现代城市设计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郭恩章：吴良镛先生曾经说过，“城市设计古已有之”。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存在着传统城市设计，也就是自有城市起就有城市设计，尽管名称不一定就叫城市设计。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的古代文献中关于城市建设的内容并不多，我们知道的也只有营城体系和城市营建思想，但不管是《考工记》还是《管子》，都体现出古人在城市形态塑造上的智慧和思想火花，所以我们的城市设计是有历史文化基础的。

说到中国现代城市设计，我个人觉得应当从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提出“体型环境设计”开始算起，其后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和五个小的过程。第一大阶段应当是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共30年，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是融为一体的，我把它叫做“规设一体”阶段。我们国家城市设计的缘起离不开城市规划，因为我国现代城市设计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一体化，也就是二者最初是融合在一起的，统称为“城市规划设计”。建工部1952年颁布了一个《城市规划设计程序试行办法》，其中就规定：第一阶段规划工作为“城市总体设计”，实际上就是确立了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一体化的内涵和地位。1956年国家建委正式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中的一些具体要求，例如“基础资料”“文件编制”等全是规划设计结合在一起的。还有，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批准的八个城市总体规划中，就包括了城市总体艺术布局、城市风貌特色、街景立面等城市设计的内容。这里面的第一个小的过程即初级过程到1960年便结束了，原因是当时出现了“四过”问题，就是所谓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1960年底，国家宣布“三年不搞规划”，其中的设计内容自然也就不能搞了，规划设计院被撤，规划设计人员也转行了，城市规划设计从这时起进入第二个小的过程，也就是停滞过程。第二大阶段是从1980年开始到今天，共40年，我把它叫做“规设融合”阶段。也就是城市设计作为独立学科，与城市规划既分又合，有合有分，自成体系。其中第三个小的过程可以称为复苏过程，以风貌特色规划为标志，这也成为后来城市设计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独立进行研究的起点。当时，吴良镛、周干峙、任震英、陈占祥、任致远等专家都积极呼吁保护城市风貌特色，重新推进城市设计工作。所以，从1980年开始，各地都在开展有关城市风貌特色的研究和设计工作，整个1980年代的后半期各地都搞了许多这方面的讨论与研究②。第四个小的过程是2007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城市设计突然进入了冰冻过程，一直到2014年。2015年，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为标志，城市设计工作重新迎来好时候，进入第五个小的过程，可以称为重新进发吧。

杨俊宴：有哪些标志性的事件、人物、书籍或者政策文件是您认为对中国现代城市设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

郭恩章：前面提过，在中国现代城市设计的发展过程中，梁思成先生无疑是一个关键人物，正是他根据沙里宁的城市设计理论提出的“体型环境设计”，奠定了中国现代城市设计的基础，也促成了后来吴良镛先生前往匡溪艺术学院的学习。周干峙、吴良镛先生在1980年代初对于城市设计的疾呼直接促成了城市设计在中国的发展，他们是居功至伟的开拓者。

在理论传播方面，我的记忆里1980年代先后有白德懋先生、齐康先生的文章发表③，有吉伯德、林奇、沙里宁、培根、吴良镛先生的著作出版④；1990年代有朱自煊先生、陈为邦老总、《国外城市规划》编辑部的文章⑤，有王建国、徐思淑、齐康先生、《城市规划》编辑部等的著作⑥；2000年以后主要有《中国当代城市设计精品集》和《城市规划资料集》这两本集子⑦。这些书和文章对中国现代城市设计的起步意义重大，熏陶、培育了一批后来活跃于城市设计领域的年轻人。当然，我们团队从MIT回来之后，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算是给中国现代城市设计的开展做出了一点儿贡献吧。

从城市设计实践方面来看，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对于中国现代城市设计也具有里程碑似的作用。例如1983年底上海虹桥新区的城市设计，这是我所知道的国内最早的城市设计的实践探索，采用的是规划准则、城市设计和规划设计与开发相结合的做法；还有1987年的深圳市城市设计研究；1991年上海浦东陆家嘴中心区规划国际咨询影响也相当大；还有就是1996年举行的深圳市中心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同年，上海市还完成了上海市中心区城市设计、北外滩城市形态设计等等，这些设计实践对于中国现代城市设计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⑧。

杨俊宴：您提倡城市设计一定要结合城市的风貌特色与气候环境，也提出城市设计十八个要点，请您谈谈您及团队对推进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做了哪些工作？重点推进了哪些？

郭恩章：就像你说的，我们国家太大了，地域不同，文化区不同，气候特点也不同，所造就的城市风貌也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仅仅按照一个模式去设计城市，势必会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这不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不符合历史文化的特点，也不符合人民对生活品质的需求。所以，城市设计必须要按照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气候的特点来进行。城市设计十八点[2]中有许多条其实都涉及到这些问题，例如本土文化、风貌特色、历史保护、“点景”文化、山水环境、气候设计等等。

从MIT回来后，我们在城市设计方面大致上做了这样一些工作：

一是访学的成果总结及经验介绍。我们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向国内同行介绍美国的城市设计经验，例如《美国的现代城市设计和我们面临的任务》[3]《美国现代城市设计综述》[4]《浅谈美国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1]《美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5]等都是在1990年之前密集发表的；

二是城市设计教育体系的架构。从美国回来后，我们在建设部及院系的支持下，迅速将访学所得用于城市设计的教学建设之中，成立了城市设计教研室，修订了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培养计划，将相关课程纳入到新的计划之中，建立了从城市设计概论、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研究生理论学习、研究生研究设计在内的系列教学体系；

三是研究与实践机构的建立。我们从城市设计研究室开始，逐步发展为独立的城市设计研究所。研究所成立后，除了完成国家科委、建设部和外省市的城市设计研究与工程实践外，比较大量的还是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的任务，因为我们身处北方，对这片土地熟悉，也热爱，所以必须要为它做一些事情。

我们的城市设计研究与实践，大体上是在这样几个方面做了重点推进：

一是城市风貌特色研究。其实在城市设计还没有正式被大家认识的时候，风貌特色规划就在扮演着城市设计的角色，许多研究就是体型环境、艺术布局的内容。我们先后完成了哈尔滨、牡丹江、吉林、黑河、鹤岗等城市的风貌特色规划设计。

三是城市设计管理技术的研究。我们先后完成了《黑龙江省城市风貌特色规划编制办法》《河北省城市设计技术导则》《小康住宅示范工程规划设计导则》等管理文件的编制研究。

四是与历史文化保护结合的城市设计研究。例如哈尔滨中央大街改造、索菲亚教堂环境整治、博物馆广场改造、道外传统商市风貌保护区的规划设计，以及哈尔滨的建筑风格、城市雕塑、城市高度控制、沿江天际线等的规划设计；

五是中微观的城市设计研究。这一部分项目涵盖就比较广了，包括街道、广场、绿地系统、休闲空间等等。

另外，我们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也大都来自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建设需要，立足于为当地的城市建设服务。

杨俊宴：2014年您出版了汇集您自己文章和作品的《城市设计知与行》，其中提到要创建中国特色的城市设计理论，能否请您谈谈什么是属于中国的城市设计？应当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郭恩章：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努力做到知行合一，设计这种活既有技术又有艺术，而且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是复杂性极强的巨系统。中国的城市设计要解决的是中国城市的环境质量和景观艺术水平问题，那就要结合每一个具体的城市来做，我们国家有大大小小600多座城市，如果每一座城市都注重自己的历史文化，如果每一个城市的设计师都尊重那里的传统文脉，那就可以做出600多个不同的城市艺术形象来，合在一起就能展现出恢弘的中国文化特色。可惜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不切实际、弄虚作假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变样工程，千城一面。要么是全盘抄袭和模仿，仿欧洲、仿美国；要么是用人家的理念、框架和手法塞上中国的元素，缺少真正的创新能力。

当前，我国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正处于转隶时期，这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规划与设计如何协调好相互关系而重归融合是个有待处理好的新课题。在这个背景下，我个人从城市设计角度考虑觉得应当重点关注这样一些方面，可以归纳为四个“合一”，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多规合一、规设合一。我觉得这是当前我国城市规划设计的基本理念与基本任务，具有中国的文化特色。

天人合一，是指人居环境发展与自然规律相协调，这是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创新应用，应当自觉遵循。

知行合一，就是认知与实践相结合，属于我国传统文化范畴，应当予以继承。

多规合一，是指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真正做到“一张蓝图干到底”。

规设合一，是指规划设计一体化，二者虽然在学科发展上有重点，但在实际运作中则融为一体。

这四个“合一”是根据我国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实际发展历程，从城市设计角度进行思考、分析、归纳的，在城市规划设计领域综合体现中国文化。四个“合一”之间并不是并列关系和从属关系，前两个“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哲学范畴、基本理念、基本规律，有必然性，必须遵循。后两个“合一”是我国城市建设领域、规划设计发展阶段的战略性变化，没有必然性。

这其中，公共空间是城市设计的重中之重。人们阅读城市、体验城市，都是从公共空间开始的，城市的决策者、设计者、建设者、使用者都十分关注公共空间的建设原则与发展趋向。

从MIT回来后，我们陆续发表的几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我曾就城市公共空间建设问题发表过四篇专论，都已编入《城市设计知与行》中。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结合当今实际再提一下需要关注的十五个方面：

(一) 多元化。即多样化、综合化、多功能化。多种人群、多种活动、多种事件、多种故事的汇集生成了公共场所的活力。还包括参与城市设计主体的多元化。

(二) 人性化。创造宜人空间，体现人性关怀，提高环境宜居性。

(三) 个性化。或称特色化，强调易识别性和创新性。设计的本质即创造性劳动，是创建场所的劳动。

(四) 生态化。或称绿色化，是最基本的评价标准，必须把环境友好、生态优先贯彻于空间建设的始终。

(五) 亲民化。或称大众化，以人民为中心，惠民为先，处处为普通人的需求着想。

(六) 和谐化。各元素及其与空间整体之间配合适当，协调一致，体现有机秩序，强调政府、社会、市民协调协同，同向发力。

(七) 适意化。布局合理、设施完备、服务周到、形象美观，使用者感到舒适、愉悦、安全、方便、幸福、亲切、自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可以获得美好的生活体验。

(八) 本土化。文化内涵丰富，体现民族性、地域性。保护好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建设处处体现中国文化的城市。

(九) 精致化。精心创造，精做细部，运用高科技手段，以求宜人环境的高品质，城市设计是最精细化的规划阶段。

(十) 步行化。将步行广场同步行街、步行天桥、步行平台、步行地下道连接起来形成步行系统。倡导慢行化交通，适当设置自行车道，风景区设健身步道，商业集中区设步行商业街，历史文化保护区设步行旅游参观区。

(十一) 立体化。立体开发，充分利用地下、地面和高空，建立多层次空间系统，提高空间可达性。

(十二) 集约化。采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加强管理，分工协作，提高资源、资金使用效率。

(十三) 智能化。完善配置公共空间设计、服务、管理、安防的数字化系统。

(十四) 共享化。为大众共建共享，提升环境质量的目标是公共空间体现公平正义，共同安居乐业。

(十五) 人文化。公共空间是城市多元文化如建筑文化、休闲文化、民俗文化、商业文化、旅游文化等的集中展示载体，注重文化内涵尤其是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体现公共空间的高品味、高质量。

总之，目的是寻求城市公共空间和人居环境的高质量发展。

杨俊宴：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多年来城市设计教学的经验？您认为中国城市设计教学应如何开展？应当树立怎样的城市设计观？

郭恩章：我们哈工大的规划学科，同国内许多理工类高校一样，是在建筑学科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的，在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上都与建筑学专业有着许多共同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重视学生思维能力、设计与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五年学制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设计类课程系列是作为主干课程贯彻始终的。其中，城市设计的培养是规划学科教学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前往MIT学习时的计划之一就是学习美国的城市设计，来推动中国高校城市设计教育的开展，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从美国回来后，很快就修订了各学系的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培养计划，纳入了与城市设计相关的课程，例如城市设计概论、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城市设计实践等。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能说是我们的经验，因为每个学校情况不同，城市设计教学没有统一的模式。这必须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走理论结合实际的路，我们从四年制过渡到五年制，教学计划更改过几轮，但这条线始终没变。不管是理论课还是设计课都强调通过实践培养、锻炼设计能力，规划设计的类型与内容都来自城乡建设实际，是结合城乡发展战略和实际建设形势确定的，所选规划设计多数为本地区的项目，这样可以凸显地域特色。我们曾带领学生做过总体城市设计、风貌特色规划、历史街区城市设计、街道景观设计等等，例如唐山、邯郸、沈阳、伊春、哈尔滨等城市的总体城市设计；牡丹江、哈尔滨、吉林等地的风貌特色规划；哈尔滨等地的历史街区保护城市设计；哈尔滨、大庆等地的街道景观设计等。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走出校门后都能很快地在工作岗位上接手城市设计项目，说明我们这套培养计划和方式还是符合社会需要、满足国家要求的。

我觉得中国的城市设计教育需要培养的是了解国情民意，熟知大众疾苦，热爱中华文化，掌握设计技能的专业人才。因此，建立正确的城市设计观很重要，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坚持设计创新理念，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强调时代性、地域性、本土性。理论学习借鉴国外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是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紧密结合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实践项目揉进课程设计之中，由小到大，由简到繁，从本科生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到研究生培养训练逐渐深入，使学生们建立起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认知体系、理论素养和设计能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城市设计同样体现实践出真知。

杨俊宴：您对于中国本土未来的城市设计有哪些展望？

郭恩章：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的规划设计师也从不排外，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经济体制下，经过学习西方、学习苏联、再学习西方的变化，每一次的学习都始于虔诚的模仿照搬，然后经过思考改进，最终都会走向寻找、探索本土化的道路，或者称之为中国特色道路。至于展望，我觉得在于两点：

一是中国城市设计的本土价值导向。从中国城市设计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经历了“追求壮观的模式”“崇尚技术的万能”到“回归传统与人文”的过程，本质上讲就是价值观在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不管是“规设一体”阶段还是“规设融合”阶段，出现问题例如城市形象工程，都是因为在价值导向上产生了偏差。这些年，规划设计界同行的不断呼吁、讨论，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大家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符合中国特色城市设计的重要性。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我们的专业设计人员需要坚定这种价值观，同时去影响城市的领导者、管理者认同这种价值观，使我们的城市设计作品真正做到符合中国的城市文化特色，符合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特色，符合自然与建筑的环境特色。我们应当形成一种价值观共识，同心戮力地创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城市文化，现在各行各业不是都在讲要把“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吗？一个道理，城市设计产品也应创建出体现中国特色、本土特色的城市文化内涵来。城市空间形象的创造，实质环境质量的创造根植于本土才会有生命力。

二是中国城市设计的本土化途径。中国的城市规划在向国外学习的过程中，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作开展的需要，在建设规划范式的基础上，分别吸收了发展规划、规制规划的内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城市规划体系。应该说，这是将世界各国的城市规划体系中最为精华、最为有效的成分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城市设计也应如此，应当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设计体系，大力发展本土化城市设计。我国城市设计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由外来化转向地域化及本土化。在引进、吸收、消化的阶段出现模仿、借鉴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不能长期存在，更不能成为体现国际化的借口。设计的本质是创造，是创造性的劳动，“艺术的生命是特色，特色的天敌是模仿”，模仿抄袭是设计之大忌。城市设计者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于年青一代的城市设计师来说，首先应当做的是学习优秀的历史知识，继承传统文化，了解中国传统的设计之道；其次是掌握先进的设计方法，在信息化、数据化的时代，应当让信息、数据充分地为城市设计服务，例如能不能把那些绿线、紫线等落实到数据库中，使其成为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城市体型环境塑造的数据围栏，适应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社会公共生活；再就是学习掌握在不同层次城市设计中所适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设计需要的目标、内涵和手段。

总之，发展本土化的城市设计是必然的趋势，如何传承中华基因，彰显中国特色，探索中国路径是使我们的城市设计走向成熟、行稳致远的关键。

采访郭恩章先生的留影

资料来源：笔者团队拍摄。

采访时间：2019年6月

由杨俊宴、徐苏宁、秦诗文、张方圆采访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