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获得A+Awards的作品，图片来自UAD

另一方面，作为UAD董事长兼首席总建筑师，董丹申先生受邀担任连续三届A+Awards的奖项主评委。借由A+平台，董丹申先生通过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深刻认知与体悟，熔炼传统，着眼未来，以高屋建瓴之势，探讨建筑之于人类的永恒价值。

董先生担任A+Awards主评委，图片来自A+Awards官网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摄影：赵强

UAD近些年在尝试做一些境外学校的竞赛和投标，这当中最大的感受是：对校园建筑的认知不同，导致了建筑条件和法规设置的不同。我认为当代的中国校园应为学科交叉互融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并能在校园中寻找“教”与“学”的叙事。同时，传统校园边界逐渐消融，校城融合发展是今后的大方向。一个校园可以是一座小城市，我们建筑师不要错过这些机会，创造可以为人提供舒适启发性空间的机会。

Q3：积极探索、不断尝试体现出UAD 对于设计有着如青年人般的创作热情。在中国禄丰侏罗纪世界遗址馆中，一系列中空混凝土斜柱创造性地实现了结构经济性与形态标识性的双赢，同时在云南的独特气候下实现有效的自然通风。您如何看待建筑技术对设计的影响？能说说设计师应当如何运用技术吗？

其实，我一直不太赞同将建筑技术单独拎出来作为一门学科或专业来看待。是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知识被越来越细分，人们从事的行业也越来越细分，文艺复兴人（贯通科学、艺术、医学、哲学等的全才）早已不复存在。建筑也从最初将两块巨石搭起来便形成既能满足功能又能产生崇敬感的实体，变成现在这样必须给它穿上好多层衣服才能合法地从土地上立起来的存在。

然而，我不希望“技术”和“思想”，或者“技术”和“设计”变成对立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的极大的灰色地带，需要由建筑师将自己的智慧完全溶解其中，“技术”就应该是“建筑本体”的一部分。设计绝非不同技术的堆砌，唯有多方协同的技术，才是真正有效的技术，我一直倡导要把技术装进协同的整体里。

Q4：董丹申先生所主持设计的许多优秀作品，其影响力不止于建筑本身的范畴，更启示了建筑设计师的社会担当与未来远见。您是UAD董事长兼首席总建筑师，同时是浙江大学平衡建筑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传道授业、著作颇丰。您对中国当代建筑有何期许？

我期盼建筑能多维度地参与社会。如果我们可以姑且把当下的中国建筑师分成大院的、独立的、商业的、境外的几大类的话，这几大类的建筑师参与社会的维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如果大院建筑师能做一些极小型的、私人的项目，商业建筑师能做一些非盈利的项目——这种穿插地参与社会将引发的多元性，就是我愿意看到的。

从社会的角度看，建筑师的工作也是催生新的方式方法以改善人们的生计和生活。中国当代建筑应该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共生的十分重要的物质平台，围绕低碳和绿色理念共建的和谐家园。

Q5：董丹申先生的代表作以公共建筑为主，如义乌市文化广场。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与标志物，它在实体与精神两个层面上实现了与城市广泛交联，成为了义乌的中心象征。您认为好的公共建筑应当对环境与人群有着怎样的影响力？

我认为一个好的公共建筑不一定是创造，而是编织。我们不仅仅是把单个建筑融入其所在地点和文化，这样略显被动，而是要凭借这个新的房子将地点上的众多关系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迸发出新的张力——然后，拓展到对地点和文化更广泛的定义和理解。

义乌市文化广场，摄影：赵强

城市是历史的记载，一层层叠起来的土壤和同样一层层叠起来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建筑在城市中标记出来的。好的公共建筑应该能够让人们感知到这些被编织的关系，以及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深厚的叠加，进一步激发人群的公共性和空间的开放性，并以最积极的姿态去关爱弱势群体。

顺昌博物馆，摄影：赵强

Q6：董丹申先生曾在大禹纪念馆的理念剖析中提出，当代城市文化建筑的职能拓展应当要少一些说教、多一些感悟，这件作品本身便以古朴稳重、朴实隽永的空间塑形成为大禹陵整体环境中不可或缺的展品。您认为文化建筑应当如何凝练思想、实现潜移默化的文教功能？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过度商业化、过度设计和过度夸张的时代。因此，相反地，在一个严肃的文化建筑中，我们应该去表达某种去时间的特质，去找到一种永恒的倾向，至少去尝试一下某种长久的存在感和内敛的复杂性。其实，所有类型的建筑都是有文化特质的，文化的传承并不是文化建筑的固有职责。

大禹纪念馆，摄影：赵强

Q7：公共建筑以其体量注定影响其所处环境的景观风貌，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建筑的生命历程。唐仲英基金会中国中心以“消隐”与“绿色”的设计理念著称，作为形态方正的现代建筑却浑然天成地融入吴江松陵生态公园整体风貌中，内修环保齐功用，外蕴竹林显精神。您能否讲讲设计如何实现外在消隐与形神合一？

基督教义下的西方社会，存在着凸显人作为万物中出类拔萃的物种而产生的优越感。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万物生灵平等的设定一向是重要的。这个项目蕴含着这种东方的价值观，我们极尽所有可能去抑制我们的自大，从而尽可能控制人造物产生的影响，让建筑也成为场所本身。建筑占用了场地，同时又让其第五立面还原为新的场地。

唐仲英基金会中国中心，摄影：赵强

Q8：UAD在建院60周年之际提出平衡建筑的创作理念，其核心是情理相生——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之上的世界观思辨。董丹申先生的作品常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辨，如沭阳美术馆，将书法的意趣抽象为建筑体量的色彩与质感，置入现代风格的方块形体中。关于建筑应当传承文化的呼吁在学界喊了多年，然而常常流于“象形”、难以“画心”，您对建筑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有何见解？

我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中有多少可以是“现代”的，或者说“现代性”中包含了多少“西方性”。这个问题的根源远大于建筑学的范畴，却一定是指导现代中国建筑发展的重要追问。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看似和传统意义上的逻辑和理性不同轨的“混沌”，有许多趋于平衡、中和、弥漫、均匀的特质。如何找到真正的“中国的现代性”，一定是作为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建筑学首当其冲的任务。归根到底，重要的是实现人的现代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才能实现传承中的创新。

沐阳美术馆 ，摄影：赵强

Q9：董丹申先生在著作中以象山丹城基督教堂为例，认为建筑作为承载社会生活的重要实体牵扯到诸多矛盾，设计师应当听取不同的声音、辨析多方主体的轻与重，提出了“讲理”的概念。您为何选择“讲理”这一与设计方法无关的环节，作为平衡建筑实践的起点？如何理解“人性化是建筑的出发点”？

建筑虽然有它的永恒性，但是比起人类这个物种的存在，每个房子的存在时间终究是短的。在中国的实际工程中，建筑的“保质期”通常也只有半个世纪。因此，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建筑，我们都应在其中追求一种超越物理时间保质期的可持续发展特性，让一个房子接着一个房子，一代房子接着一代房子，包裹着它们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既促进人们的社会归属感又保护个体独特性。这种人性化的出发点是创建在物质和文化上都可持久的建筑的第一步。设计方法的本质是“讲理”，讲理的核心始终围绕人性化这个初心。

象山丹城基督教堂，摄影：赵强

Q10：“建筑学的任务以及建筑的外延内涵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董丹申先生曾引用吴良镛大师的观点来诠释“泛建筑”的理念，提出建筑师被赋予了全新的责任和期望，去直接面对一些传统意义的建筑学外的各种问题。着眼未来，您认为UAD将会如何承担这份责任与期望？

每个学科的学科建设高地大多是在高校中，UAD的特殊性就在于浙江大学深厚的学术背景。UAD坐落在浙江大学的校园当中，并且有2020年成立的新型学术机构“浙江大学平衡建筑研究中心”的全面学术支持。我们希望真正地做到学术和市场的相互影响、相互验证和相互反哺，以这样一个成熟的闭环去给全社会提供营养，在建筑领域实现原创性的突破。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西溪院区办公楼，摄影：赵强

198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建筑学专业，现任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董事长兼首席总建筑师、浙江大学平衡建筑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首届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浙江省建设科学技术奖重大贡献奖获得者。

作为职业建筑师，他一直专注于建筑创作，潜心研究并构建“平衡建筑”理论架构：该理论源自知行合一的东方传统哲学思辨，在具体的建筑创作中践行平衡的建筑之道，其核心即情理合一、技艺合一、形质合一，通过建筑平衡来实现平衡建筑。